【题解】
本篇记载大夫与文学贤良激辩“能言“与“能行”的问题。大夫尖锐地批评文学贤良只会高谈阔论而无治国实际才能。文学贤良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既“能言”又“能行”当然最好，但“能言不能行“、“能行不能言”的人同样是国家的瑰宝，因此儒生“能言不能行”并非可忧、可耻之事。在回击大夫指责之后，文学贤良奉劝大夫能够采纳儒生建议，不与民争利，这样国家就会出现大平盛世，儒生也不必担忧国家的治乱问题了。
【原文】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无目以别之。儒者口能言治乱，而无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则牧童兼乌获之力，蓬头苞尧、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则儒者何患于治乱，而盲人何患于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贤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无一者，牧童、蓬头也。言满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岂若默然载施其行而已。则执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举而务小利，慕于不急以乱群意，君子虽贫，勿为可也。药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药也。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儒者安得治乱而患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