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认为对日作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铁路太少，严重影响了战时的调兵运械。中央和地方大吏纷纷奏请修筑铁路。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国家“富强之本……莫急于铁路”①。1895年冬，清政府发布“决心实力”修筑铁路的上谕，先修津芦、芦汉两线，其他铁路，次第兴建。这项上谕发表后，英、俄、法、德、美、比等国为掠夺中国路权彼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夺取铁路让与权是帝国主义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手段。外国资本通过修筑和管理铁路，控制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铁路修到哪里，它们的势力和影响就随之深入到哪里。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此直言不讳。伯尔考维茨在其书中写道：争夺铁路的策略就是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策略。……铁路的让与现在具有国家的和政治的性质，它是用以划分（在中国）政治利益区域的②。帝国主义十分重视铁路利权，对于不准备立即兴建，甚至根本没有打算兴建的铁路，它们仍争先恐后地攫取其权利，因为取得这项权利，象征着拟议修筑的铁路所经过的地区就是它的势力范围，从而排除其他国家向这个地区伸手。清政府也了解给予铁路让与权的重大意义，知道帝国主义“以占路为裂地之媒”③。一家英国杂志毫不隐讳地写道：“若日后铁路纵横贯通国中，则中国瓦解之来倍速矣。”④
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铁路还使它们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铁路借款为过剩资本取得高额利润创造了机会，兴建铁路为铁路器材提供倾销的场所，铁路建成后极大地便利帝国主义在中国开拓商品市场、掠夺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维特就曾说过：“欧洲列强十分清楚，在中国保障经济势力的有力方法之一是将铁路建筑权抓在自己手里。”①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争夺最剧烈的是贯通南北的三大干线芦汉、粤汉、津镇铁路以及沟通直隶和东北的关内外铁路让与权。
